我们每一个在受训的医生都有一位指导老师。不幸的是，因为今年我的岗位缺乏专科医生，我的指导老师是暂时代班的医生。她的合约直到五月，所以我又变成“孤儿”了。
她是凯特·罗恒医生，去年决定退休。然而，她退休后觉得无所事事，所以就决定重出江湖，代班“打零工”。我很高兴能够在专科训练的第一年里接受凯特的指导。她犹如慈祥的母亲，我从她身上受益不浅。凯特是属于“老一辈”的医生，行医的方式偏向传统。因此，我必须摒弃那几年的模式，从零开始重新学习拿病史和呈报的基础。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恰当的，毕竟日后的专业知识要建立在坚固的基础才能出色。
凯特非常的注重我个人的学习和平衡。我去年的指导老师们，都不会有系统性地教导我。当我遇到难搞的病人，她愿意和我一起看诊，并给予我适当的回馈。我从她身上学到的“绝招”是，如何成为一名推销员。原来，医生们特别是“靠嘴吃饭”的精神科医生，说话的技巧要磨练成艺术。精神科病人十位有九位是不要吃药的。这时，我们就得发挥行销的技巧，说服他们自愿吃药。真的不行而且病情会危害自身或他人的话，就只好利用法律强迫他们打针了。
第一年的学员有两位指导老师。第二位导师只是辅助的。我的第二位导师恰好是几个月前拨电话给我这个职位的“恩人”。他是安德鲁·贝威，是我们区的老板。他其实人还不错，没有给我太大的压力。令我惊讶的是，他对马来西亚的风土人情颇有了解。我们初次见面就问我华人是否还受压制，我懂得多少种方言等等。
下半年，我会换工作岗位。届时，我将会有新的指导老师了。
